初见杨岷的时候，他正和一位手术以后前来咨询用药量的患者交流，第一印象是“从容不迫”、“语句清晰”、“目光清澈”。
杨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心脏模型，仔细看模型上还有点点笔迹。由于频繁用来给患者及家属解释病情，心脏模型上的铰链已经“休业”了，只能靠人工将心腔的“大门”开启、关闭。
人生抉择：奇妙的缘分
回首杨岷的学医之路，其实并非纯粹的“自愿”。年少时，多少都需要借助一点外力来规划人生的方向。想学医而未果的父亲便把心愿放在了儿子身上，再加上亲友都认为“家里有个医生多好啊”，于是杨岷考入了山东医科大学（今：山东大学医学院）。
医学有那么多方向，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风险最大的心外科呢？——因为“手术线”很漂亮。这听起来一定很让人意外，当然，这不是决定性因素，只是确有这样一个经历影响了杨岷。医院实习的时候，本科生是没有资格实习心脏外科的，有一次在手术室，他偷偷溜进心外科手术室，看了一眼心脏手术，“体外循环机管道复杂、有序，外科医生、麻醉师、灌注师、护士十几个人各司其职，监护仪不停的闪烁，连手术线都是针线一体的，还分成蓝的、黄的、白的，做手术就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！自此，做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成了我的梦想！”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杨岷还是很兴奋。
年，本科毕业后的杨岷分医院工作，在科室轮转期间杨岷以出色的表现，被心脏外科主任选中，提前结束科室轮转，进入心脏外科工作，圆了他做心脏外科医生的梦想！第二年，医院派到医院学习体外循环、重症监护各半年，为杨岷成为一名合格的心外科医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博士毕业与“”首席科学家曹谊林教授合影在医院进修期间，一位王教授让杨岷帮助翻译一篇英文文献，王教授看了杨岷的翻译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的英文还不错！进修结束报考研究生吧！”受到王教授的鼓励，回到济南的杨岷报考并顺利医院心脏外科的硕士。年，正是“SARS”肆虐的时候，杨岷想继续读博深造，“那时对济南的心脏外科环境、老师太熟悉了，”他说，“想到外面看看。”于是，他就选择报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（今：上海交通大学）。医院这座百年老院读博的三年期间，杨岷有幸得到导师陈长志教授的谆谆教诲，得到了“体外循环肝素涂层之父”、荷兰格罗宁根大学顾严己教授的悉心指导，得到了王一山教授（中国心脏外科先驱，完成中国首例二尖瓣闭式分离手术，我国重症监护室的开创者）、冯卓荣教授、叶椿秀教授（中国人工心脏的先驱，澳洲首个全人工心脏的设计者，“罗-叶泵”的发明人、“体外循环”一词的译者）等大师的临床指点，并在“”首席科学家曹谊林教授（世界首位在裸鼠背上再生人耳）的国家组织工程中心完成了“组织工程心脏瓣膜”的博士课题，开阔了眼界，提高了技能。
命运总是戏剧性的，在种种机缘巧合下，年，杨岷赶上了我院人才引进的列车，来到了扬州。
行医之道：风险中逆行
杨岷主刀的第一台手术是十四年前，那是在济南，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，为一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手术。“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，但并不害怕，”他回忆当时，“那时我当医生已经9年，同样的手术参与了几百台，但很多同龄的（其他外科）医生已经主刀做了很多台手术了。”因为心脏手术的高难度和复杂性，心外科医生的成长周期很漫长，在美国，临床医师必须完成普外科临床工作六年后才可以进入心脏外科工作。在这漫长的成长期中，必须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，积累必要的实践经验，并且通过心外科专业的培训，才能担起拯救患者生命的崇高使命。
一台心脏手术需要在十几个医护人员的配合下才能完成，常常从早上七八点进行到下午两三点。“要给患者麻醉、切开皮肤、锯开胸骨，然后要建立体外循环，等患者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，再根据患者病情实施手术，手术主要操作完成后，逐渐停止体外循环，让患者的心脏再跳动起来。”杨岷说起这些步骤的时候，很沉着，但是在他沉着的表面下，是一个心外科医生所要承担的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正如杨岷自己说的，由于心脏手术的高风险性，“每一台手术，哪怕是再小的手术，都有可能出现病人dieontable（下不了手术台）的情况”，所以在一场数个小时的手术中，他必须时刻保持着专注。
开展手术
而这专注，还不仅仅是在手术中。每一台心脏手术都人命关天，风险极大。因此，当确定一台手术时间之后，手术的3-5天前，杨岷就得开始严谨地做各项准备。每一台手术，他都亲自带患者去心超室看彩超，明确病情；邀请麻醉师、灌注师、重症医学医生、心超医生一起术前讨论，制定完备的手术预案；和病人家属去医患沟通中心做详细谈话；手术前各项准备；“还要考虑万一出现突发病情变化，如何去应对，要把每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，降低风险，”杨岷说，“有可能一个环节没做好，就会危及病人生命。”当手术结束了，他们的注意力还不能松懈。“术后几天非常关键，医生、护士要时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