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炳凡
（这篇文章出自名老中医之路，我看了很多遍，值得一看。推荐人：库喜龙）
刘炳凡（—），湖南汨罗人。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，历任全国血防研究委员会会员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、研究生班主任。对于金元四家学说有较深研究，对于血吸虫病的中医防治也有一定成绩。著有《晚期血吸虫病辨证分型论治》、《脾胃论注释（卷下）》、《刘完素学说研究》、《朱丹溪学说研究》等。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我生于汨罗江畔桃花洞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。父亲是个篾匠，靠着手艺在长沙市勉强营生。我六岁时，随母亲来到长沙，与父亲相依为命。父亲一把篾刀维持一家生计虽甚觉拮据，但他唯恐后辈又成“睁眼瞎”，就节衣缩食供我上学了。我读了四年小学，又念了三年“予曰诗云”，习作本上虽然留下了“甲上”连“甲上”的评语，十四岁时也就不得不操起篾刀跟着父亲去“赚饭”了。我不甘心学业的中断，一边做工，一边自修，生活迫使我走上了自学的道路。我恳求父亲买来《康熙字典》，它便成了我无言的老师。我坚持做到四个“一点”：起早一点，睡晚一点，闲谈少扯一点，分心的事少干一点。这样，三年的工余时间，读完了《古文观止》、《资治通鉴纂要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史记精华》等等，然后走上了岐黄之路。
从师要讲“诚”
十六岁了，街坊邻舍有的请我去编编竹器，也有的邀我帮忙做做“文笔功夫”。于是我被闾巷称之为“篾匠秀才”。不少的公公婆婆向我父亲进言道：“这伢子做篾匠真可惜了，何不叫他去学门‘斯文艺’呢?”父母要我自已拿主意。思忖再三，我认为至善至乐莫过救人一命，于是表明愿学做医生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！父亲终于咬咬牙说：“好，再贴几年本！我去跟你寻个师傅吧！”次日清晨，父亲特意去拜访了当时一位比较著名的老中医。回来后，垂头丧气地对我说：“你生错了人家，没有那个命!”原来那位老先生说：“穷不学医，富不学道。李东垣跟张元素学医花了一千两银子。你儿子要学嘛，看在街坊面上，师傅钱就算四百块光洋吧！”这对于一个篾匠来说，那是全家不吃不穿也办不到的！事有凑巧，我母亲患病了，请那位“大郎中”来诊视，用了十几块光洋，病却越来越重。有人说，不如请寄居在静乐庵的柳四公来看看，花两百文的“包封”也请得动的。果真，仅仅花费几百文就药到病除。母亲说：“这位先生心地好，本事强，你能拜他为师该多好!”父亲立即托人去求，柳四公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袖口都开花咧，还带什么徒弟?”反复说明原委后，他问：人沉静吆?好学吆?读了多少书?了解这些以后说：“现在还不谈什么师和徒，先把人带来试试，三个月后再定吧!”于是，我解下腰围裙，掸去浑身的竹屑，步入了幽深的静乐庵。柳四公名缙庭。只见他端坐在庵堂的太师椅上，虽衣履敝褴，却古貌昂然。他看了看我，又问了几句为人治学的话，就当即点了几篇“药性”、“汤头”，叫我每天夜里去庵中背诵。三个月过去了，点的书都能背能讲了。他才通知我父亲正式“收徒”。父亲问他，究竟要多少师傅钱，他说:“立张‘投师字’吧。”一张奇特的“投师字”：除了双方和证人的签名及一般套话外，就只写了一个“诚”字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他十分严肃地说道：“今日你拜我为师，不要你一分师傅钱，只要你一个‘诚’字。”什么就是“诚”呢?他说了三条。这对于今天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而言，大概是不必要了。但就其时其人而言，我认为义正理明、言简意赅，有的仍然有着借鉴的价值。姑且录之如下：一是对医道要诚：终生只为此业，任凭有何艰难，有何风险，不得见异思迁。二是对学问要诚：触疑即询，遇惑即问，不得不懂装懂，浅尝辄止。三是对师要诚：“我乃孤单一人，年老力衰，设若四体不用，需得朝夕服侍；寿尽之后，应妥为安葬，立碑为记。”顿时，我们父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学医也就在这一片赤诚中开始。为了照顾我的家庭生计，柳老师让我白天仍然做工，夜晚去庵里由他考核功课，每隔七、八天，集中疑难问题讲解一次，这大概就是“勤工俭学”吧！三年业余时间，他指点我按部就班地精读了下列书籍：第一、方药类《雷公药性赋》、《汤头歌诀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。第二、咏法类《濒湖脉学》、《脉经》。第三、医经类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。第四、临证类《医宗金鉴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温热经纬》、《幼幼集成》、《济阴纲目》、《外科正宗》。第四年春节，柳老师要父亲给我做了一件长袍，说：“‘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证多’。今年起，跟我去看病。”柳老师出门没有车马，看病不要招待，诊费便宜，药费也轻。辨证论治相当准确，处方用药法度甚严。可是，豪门大户嫌他人穷药贱，不大请他。因此，我们师徒经常出入在小吴门、流水沟、大西门墙弯子一带穷苦人家。接触的病例很多，病种也很复杂，而且遇到不少大症，险症，这可真是十分宝贵的实践条件。
在跟师应诊中，柳老师反复强调“一证一得”。有一次，出诊天心阁，患者是一对姐妹，同时患麻疹。其姐发热面红，目赤畏光，苔黄纹紫，疹点己现而色红；其妹面白身冷，微微汗出，偎在母亲怀中，苔白纹青，疹点隐隐可见而色淡红。我当时认为都应透疹，都可给以宣毒发表汤。柳老师却说，前者固可，后者断不可！而改用了挂枝汤，并且再三叮嘱病家，只能煎服一次。走出门来，他说这两个孩子当晚都可以出齐疹子，次日果如其言。我对用桂枝汤思而不解。柳老师道：“善诊者，先别阴阳；临证时，须知顺逆。慎思之，明辩之，而后方可言立法处方用药。”接着他剖析道：其姐顺证显见，法当辛凉宣透，故用宣毒发表汤以助之，其疹自透；其妹正气不足，营卫失调，表邪未解，疫毒内攻，故用桂枝汤解肌发表，调和营卫，则阴证见阳，其疹必透，若再服一次，就会助热伤阴。这样“一证一得”的学与练，事半功倍，效益明显。有时在化险为夷的病例的“思”与“辨”的过程中，真有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感。不幸的是，那年冬天柳老师一病不起，我晨昏侍奉，心中惶惑。一天，他脸色蜡黄，喘息不止，断断续续地叮咛着：“我不行了，最后教你几句话：要熟读《伤寒论》，掌握‘散温(麻桂)、造温(姜附)、清温(白虎)、泻温(承气)、保胃气、存津液’十四字诀。”随着，亲手将他珍藏的书籍以及平时使用的杵钵交给我，并说已经托了另一位老师继续教我，希望学而有成。这位具有真才实学而郁不得志的老中医，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。我虔诚地殡葬了他，并年年清明节都去祭扫一次，以不忘为我业医奠基的那个“诚”字。求知必讲“勤”正在为失去良师而悲伤之际，在落星田开设“医院”的杨春园医师找到了我的家，说他是受柳四公的重托而来的，邀我去他那里一边读书，一边协助应诊。来医院，抬头一看，大门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，上书“有仲景风”四个大字。原来这里是当时长沙中医界名流聚会之所。进了书房，看到一个连着一个的满满的书架，我又意识到这里是老师多、病例多、书籍多的求知的好地方。跟随杨先生仅仅一年，但这是使我大开眼界的一年。很多前辈，如吴汉仙、曾觉叟等，都是在那里拜识的，很多疑难杂病是在那里见识的，《伤寒广义》、《皇汉医学》、《全国名医验案》、《中国医学大成》等很多医籍是在那里读到的，在当年《卫生报》发表的一些文稿也是在那里撰写的。一九三三年，我二十二岁，家里要我单独开业。通过伍春辉先生的介绍，我加入了国医公会，获得了处方权，就在东长街的篾店里应诊，自题为“仲山医社”。次年七月，滨湖大水，灾民成千上万逃到长沙，聚居在韭菜园、孤儿院一带。饥寒交迫，伤寒、霍乱、痢疾蔓延不息，尸暴于道，目不忍睹，哀鸣之声，惨不忍闻，政府视而不顾。民众激于义愤，自发组织赈济。国医公会立即响应，决定派我与另两位医师组成“巡回义诊队”，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一连三个月，早出晚归，看病不少，记得每隔两天公会就要进一叠百页一本的“义诊处方笺”来。每天诊务结束之后，就把当天遇到的典型病例记录下来，并且力求理、法、方、药记载完备。现在有一部分临证笔记就是当时留下的。一九三八年九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入寇岳阳，长沙一片焦上，迫使我只携带着部分书籍和读书随笔匆匆返回故乡，并在乡里开业。可恨日寇连穷村僻壤也不放过，整天狂轰滥炸。只好天天和老老少少一起钻岩洞，在洞里我常找个透光的角落坐下来，边看边写，坚持学习。在家乡四次沦陷期间，我蹲在岩洞里不仅温习了和新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，而且还涉猎了不少文学书籍，记下了十二万字的读书笔记，写成了《医著菁华》初稿。我体会到，求知必须具备“勤”字和“恒”字。求知的途径无非有三条，而这三条途径都要用“勤”字去开辟。第一是向书本学。不仅要系统地精读中医经典著作，而且要广泛地阅读各家学说及各地书刊杂志，以便能理清源流，增进新知，了解学术动态。每读一书，应将要点、疑点、难点简明标记，获得解答即时笔录。运用于临床后，有所心得，又随时小结，分门别类加以整理。步入医林以来，我共写下学习笔记近一百万字，有一部分取自绝版或孤本。凡是已经摘录的资料，能够一翻即得。这样做，就不至于临阵磨枪了。记得逃避日机轰炸时，很多小孩因躲进山洞几个月而致双目失明。我一查资料，立即认识到病因是“湿蒙清窍”，就重用“治目盲，燥脾去湿宜用”的苍术为主组方，使绝大部分患儿复明。如果平时不积累资料，猝然以杞菊之类投之，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。第二是向老师学。谁是老师?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。不仅要向前辈学，也不妨向后辈学，不仅要向同行学，也可以向群众学。要有“不耻下问”的精神，学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我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的，以便有师即学，有闻即录，学习“博采众方”的办法，曾积累秘方、验方、偏方、单方十余本，后来编成了《民间单方验方选辑》。有许多经济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方药，确实是医典未载，师道难传的，并且给人以启迪。例如，在搞血防工作时，湖区老太太传授的吊墈黄泥水调湿敷的“泥疗法”，可以速退小儿高热；到云南参观中草药展览时，我向老专家请教获得五种秘传白药配方受到启发，自制“三藤汤”(常春藤、鸡矢藤、鸡血藤)对肿瘤之气滞血瘀的疼痛和风湿阻滞的关节剧痛，均能收到良好的止痛效果；从一位老草医那里学来的治白喉的经验中，我推演出用蛞蝓、地虱婆治疗上颚混合瘤及唇癌，不仅使病者免受手术之烦，而且疗救巩固。如果固步自封，而不勤于学习和采集，又怎能扩大自己所知的领域呢?第三是从实践中学。如何辨证，如何施治，徒有理论而无实践，那是海市蜃楼，顶看不顶用。例如，对于子宫功能性出血和某些恶性肿瘤出血的治疗，医家见仁见智，各有所长，而我采用归脾汤加蒲黄炭、灵脂炭、荆芥炭，临床医师们重复运用后确认疗效显著而称赞为“刘氏三炭”。其实，这个方法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，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比较、分析而得到的。临证要讲“精”临证五十年来，我深深感到，要成为一个知深识博、得心应手的中医，除了学好四部经典著作，使学有根底外，还必须在临证中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个“精”字。要精于求理，精于立法，精于组方，精于择药，而其根本是精于辨证。任何一个病症的产生，必有其因；任何一个病症产生之后，必具其症。如何在四诊合参中准确地抓住证征，进而无误地审证求因，明阴阳，分表里，别寒热，辩虚实，分清标本，明确诊断，这就是临证的关键。怎样透过复杂纷纭的症状来明确诊断呢?个人的心得是：在比较牢固地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，可以按如下四个步骤进行：第一，抓住主诉，联系诸症；第二，详询病史，追索病因；第三，细探四诊，逐一排疑；第四，纵观整体，反复求证。也许，这是老生常谈。但这恰恰是最重要的基本功，也是最易疏忽，最难精通的基本功。因此，应十分认真的苦练，切忌主观臆断，自以为是。有一次，病人以“咽喉疼痛有异物感”的主诉求治。检视前医用药，均系一派寒凉的除热祛风之剂，连投不效。追询病史，便溏、遗精、渴喜热饮而下肢冷。察其面色无华，脉细，舌淡红，苔薄白，咽峡并不红肿，口流清涎。此乃脾肾两虚，是所谓“不肿不红不壅塞，忌寒忌刺忌攻风”的“虚火喉痛”，寒凉之品岂能独擅其功?法当引火归原，补肾益脾。主以八味桂附丸，重用健中之淮山，加以温脾之白术，连服数剂，诸症悉除。用“八味桂附丸”者，乃“柔剂养阳，炉中复灰”之意；加自术者，乃健脾燥湿而脾肾同治。由此可见，小恙尚须明于辨证，大证、险证更应精于辨证。除了辨证求“精”之外，立法、处方、用药等也要求“精”。例如，白术是补脾益气燥湿之品，陈嘉漠却指出它“善闭气而痛症忌投”。多年来，我摸索着当用白术而有禁忌者，若与陈皮同用则气不滞，若与藿香，白蔻为伍则能纠白术之壅，若与丹参归芍相配则大便不闭，若用灵脂、蒲黄相佐则痛症可投。这就打破了白术的禁忌框框，使它也“扬长避短”了。甚至，在药物的剂型、服法上也要求“精”。例如，治疗口腔恶性肿瘤，我常用蛞蝓(鼻涕虫)、地虱婆(鼠妇)以化毒；治腹主动脉瘤、闭塞性脉管炎，常用水蛭、地鳖虫、蜈蚣等虫类以通络，其疗效虽然满意，但其气味难闻，患者入口即吐，只要加入三分上桂同煎，取其芳香以辟秽，即可达到安胃的目的。又如昼日恹恹欲睡、夜则烦躁不眠的患者，给归脾汤加熟地黄，令其上午服第一煎发挥参芪之力以解其困乏，晚上服第二煎显示归地之功以助其睡眠。不探究这种因气味厚薄而制宜的服药方法，就不能获致益气安神各擅其功的疗效。为医勿忘“德”为医，不仅要具有精良的技术，而且要具备高尚的品德。这里，只想谈谈个人感受较深的两点：第一，为病人服务要全心全意。这，既非粉饰之词，更非政治口号，而是必须毕生身体力行的医德。在应诊中，应该要求自己做到：耐心地倾听主诉，详细地询问病史，专心地进行四诊，精心地求出诊断，细心地组方用药，详尽地交代服药宜忌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病人地位之高下，性别之男女，年岁之长幼，外貌之妍媸，家境之寒裕，关系之亲疏等，均一视同仁。否则，不败于医之技，而将败于医之德。另一方面，不要以任何理由、任何方式接受病人的礼物。为什么?接受了一次礼物，就暗暗滋生贪婪之心；接受了一个病人的礼物，其他病人也会或出于感激、或出于有所需求，甚或出于迫不得已来投其所好。这样，把救死扶伤的高尚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卑贱的利己行为。所以，医者和病者之间，是千万搞不得“物质刺激”的。去年，我治愈的一位疑难症患者在春节前寄来了一个包裹，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恳求收受礼物的信，我当即原物寄还，并附了一封婉谢的信。今年，一位国外侨胞之子久患精神病，在海外遍治无效，寄养于长沙，由我治获初验。其父不但写信给我所领导表示感谢，而且致函于我，问需要什么。我复函说：“一根灯草也不要!”我相信，凡是立志为病人服务的同志们，都是不会把医疗技术当作变相的商品的，都会是不以受馈为荣而以受馈为耻的。第二，处世持身，要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。“同行生嫉妒”这句话，是自私自利者的真实而典型的写照。我们的国家要实现四化，我们的中医事业要发展，就必须坚决地、彻底地根除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。其实，嫉妒别人，对己、对国家、对事业均有害无益。韩愈早就指出过：“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”。个人体会到：处世持身，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”。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格言。立业贵在“专”解放后，我曾担任过从乡至地区的中医教学、科研工作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临床中医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：术贵专攻。当然，我服从了党的分配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但是，在干的时候，结合自己的专业，努力钻研，坚持不懈。五十年代，刚刚参加革命工作，党派我搞防疫，我即从事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传染病(如天花、麻疹、痢疾、乙脑、白喉等)的中医防治研究，总结民间经验写出了各种《防治手册》，因而获得人民政府的奖励。六十年代，党派我担负晚期血吸虫病的治疗研究，我住到湖区，挖掘民间导水验方，用“九头狮子草”及自制的“复方防己黄芪丸”治疗单纯性腹水，用益气、养肝、健脾、利尿的方法治疗复杂性腹水，并且搜集血防战线老中医经验，结合自己的实践，将积累九年专题研究之所得写出了《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分型辨证论治》，因之有幸获得了中央卫生部的嘉奖，七十年代初期，党派我研究恶性肿瘤的中医治疗，我从“治病必须治人”悟出“留人治病”的道理，坚持“脾(胃)为后天之本，肾为先天之本”的学术思想与治疗原则，着重探求《内经》广义的治本思想和李东垣的《脾胃论》、朱丹溪的《格致余论》，赵养葵的《医贯》，以穷其源而畅其流，用之于临床，从而提高了恶性肿瘤患者的机体免疫力。例如，有一脑肿瘤患者，头剧痛，眼复视，且具顽固性呕吐。西医确诊后，认为必须手术切除，并告患者家属，手术的结果可能是“一死二残三苟延”，患者不愿手术而来就诊，我用中药和胃降逆、滋阴养肾、平肝潜阳，坚持服药五个月，现愈已三年，疗效巩固。经历使我明白：树立热爱中医专业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。处于无论如何繁忙的时候，千方百计不要丢掉了这个“专”字；任何殊荣，任何挫折也不要让自己动摇了这个“专”字。我为了督促自己做到这个“专”字，曾刻了一枚印章盖在自己的书籍上，其辞是：“学问思辨”，目的是笃行不懈。我毫不怀疑：任何一个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医者，不管资历如何，条件如何，只要专业、专心，“锲而不舍”，则“金石可镂”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看完这篇文章我有很多感想和问题，有感的可以留言回答。
柳四公其人，我非常神往、敬仰、佩服并且叹惋，经方家的风骨，有才华，有所不为，可是为何一无著作传世，二无传人？
刘炳凡刘老，开蒙老师为柳四公，为何最后成为了“对于金元四家学说有较深研究，对于血吸虫病的中医防治也有一定成绩。”的中医了？其著作中看不到多少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影子？
当今，对于真正想学中医的学子，该咋办？
“可是，豪门大户嫌他人穷药贱，不大请他。”看了这句，把我气得不行，人穷咋了？药便宜咋了？非得吃38块钱一只的大虾才过瘾吗？非得吃虫草阿胶吃的流鼻血才算补吗？请允许我吐槽一下。
经典中医库喜龙长按识别左侧，我们赞赏
长按向我转账
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，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，可通过转账支持。
北京有哪些比较好的白癜风医院治愈白癜风需要多少钱